徐同强（1931-2006），浙江宁海人，语言学家。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修中文。 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着有《语言学纲要》（与叶飞升合着，1981）、《历史语言学》（1991）、《语言学理论——语义语言的结构原理与研究方法》（1997）、《语言学基础教程》 《汉语结构基本原理——汉字与语言研究》(2005)、《什么是语言学》(2007)、《汉语文字语法概论》(2007)等。

许同强走过北京大学中文系门口。

徐同强先生的学术跨越是在60岁之后完成的。60岁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语言学家；60岁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语言学家；60岁之前，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 60岁以后，他提出了“品格论”。虽然60岁的许同强“推倒”了之前60岁的许同强，但他的初衷从未改变：建立以汉语为基础的通用语言学理论体系，让世界语言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保守而又开放的绅士

1931年，徐同强出生在浙江宁海的一个小山村。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前夕，考入宁波中学。几年后，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辆著名的28自行车，除了铃声之外，到处都响。它陪伴着他上下课，陪伴着他追寻语言的真谛。但当时在宁中，徐同强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每年放假我都会回家，步行回学校。 200英里的路程需要两天的时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夜间行驶。徐同强从不考虑困难，凡事顺其自然。

很多人记得，徐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固执、保守的人。 1952年，许同强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小山村来到京城，再到后来去美国留学，这一切都没有让徐先生变成“外国人”。他保持着南方乡村的生活习惯。在北大宿舍，冬天他坚持睡草席而不是床单。由于我在家乡没吃过茄子、西红柿，所以我这辈子都没吃过。在考察山西方言时，我破例尝了瓜，就是为了避免反驳学生的面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洋快餐”还没有进入中国，汉堡还是个新鲜事物。徐先生是美国加州的一名访问学生，从来没有吃过汉堡。在北大上课时，冬天他经常穿着一件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黑色短呢大衣，背着一个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流行的双檐黑布包。后来，黑布袋按照自然规律破裂了，他叹了口气，“现在哪里都买不到了。”如果他能买的话，他会买同型号的。房子是学校分配的，从桐子楼的小房间，到长春花园的两居室，最后到了三居室。他觉得“革命结束了”，一家人住得够了，他就很满足了。然而，他的家里确实没有任何装饰。一直使用表面为颗粒状的水泥地面。电视和冰箱不知道已经使用多年了。数量最多的当然是书柜，深红色、姜黄色，还有颜色不明的斑驳油漆。有人好奇徐先生的书柜为何如此“色彩斑斓”。经过询问，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是学生毕业时留下的，还有一件是徐先生在“文革”期间亲手制作的，因为他的木工技艺高超。徐先生甚至得到了“徐木匠”的绰号。

徐先生也很积极、开放。他不吃汉堡，但他会跳踢踏舞——一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只有时尚年轻人才能跳的外国舞蹈。他还会拉胡琴、唱京剧。他经常在学校文娱活动中表演一首作品。他还喜欢爬山，会打篮球，关心时事。他的厨艺尤其受到称赞。徐先生的笋红烧肉别具一格，他的红烧鱼“驰名中外”。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技能”。如果有人来“分餐”，他就自己做饭。学生、同学、同事和孩子，很多人都尝过徐老师的厨艺。当学生去导师家吃饭时，一开始难免会有些紧张。但徐老师坚持的原则是“不用管他/她，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吃饱与否是你自己的事”。于是，学生们渐渐没礼貌了，开始“挑挑拣拣”，甚至“明目张胆”地点菜。

生活中的徐先生平易近人，但学术上的徐先生却“不太通融”。他的课很难通过，他的作业很难完成，他和他一起做论文根本无法逃脱。王洪军先生是徐先生的第一弟子。她说，她跟徐老师做硕士论文时，为了研究方言，在山西待了近三个月。她白天记笔记，晚上整理音系、检查、抄写。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花了几个小时，期间我因饮食不适而生病了。有些学生在足够成熟之前就提交了论文。徐先生发现后，对其进行镇压，直至改正。他要求同学们不要说空话，要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果语料库所反映的事实与学术界目前的观点不一致，徐先生会毫不犹豫地推翻目前的观点，甚至是他自己的观点。

这种开放和坚持贯穿了徐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飞升、许同强着

西方理论与中国语言问题

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将西方传统语法研究体系引入国学，被公认为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模式。

徐老师还一直努力学习外语，阅读西方语言学著作，关注国际语言学理论的新动向。但从到北大中文系学习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接触到的语言学理论都是关于印欧现象的，完全无法触及实际的汉语。他和同学们有一种在学习“空理论”的感觉。他决心结合汉语实践，深入研究语言学理论。

随后，他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和外语系西班牙语、东方语言、俄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讲授《语言学概论》。除了外文例子外，他还会添加一些中文例子来体现中国的研究成果。中文系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还要求他们对中国现象进行详细分析。 1981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与叶飞升先生合作出版了《语言学纲要》。那是结构主义理论统治中国语言学的时代。本教材不仅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想，还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实例，其中包括四川阿坝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经过多次修改和重印，四十年后，这部《语言学大纲》仍然被圈内公认为权威教材，堪称每一个语言学专业学生的“标配”。

徐先生在个人学术研究中，以汉语方言为切入点。不同地区的方言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活化石，隐藏着汉语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动因。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徐先生与同事、学生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在浙江宁波、河南洛阳、河北涿鹿、湖南韶山、大同、山西朔州，太谷、太原、闻喜、杞县、平定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2年，徐先生被政府派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主修历史语言学。此时，徐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个只吃过小时候吃过的菜肴的人，在异国他乡、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不适？徐先生并没有考虑太多这些，也没有考虑去哪里欣赏异国风光或者体验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繁荣。他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在短短一年内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在美国期间，他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也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上课、听讲座、阅读文献外，我还与学者讨论，经常工作到深夜。他还分别采访了四位著名语言学家，其中包括研究罗曼语系的马尔基尔教授、研究藏缅语系的马蒂索夫教授、研究藏语、苗瑶语和汉语的历史学张昆教授，以及提出“藏语系”的王士元教授。词汇扩散理论。这些访谈后来发表，给当时国内语言学界带来了新的风潮。

徐先生熟悉国际最新语言学理论，并积累了多年的方言田野调查和汉语音韵史文献编撰的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发表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成果。尤其是1991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引起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在本书中，徐先生系统地介绍了历史语言学各个重要流派的理论方法，并将这些方法综合运用到汉语方言和汉语音韵史的分析中。他提出并论证了“叠加音变”的概念。新的音变方法开辟了从汉语材料中提取新的一般语言学理论的途径。这也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语言演化一般原理的理论著作。

在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历史潮流中，徐先生可以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历史语言学》所应用的理论，如音系平行对称理论、间距法、词汇扩散理论等，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系统介绍。语言变异是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新的热点理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此时，徐先生已在学术界颇有成就并享有盛誉。至此，很多学者往往“放弃”，安度晚年。然而，1991年，60岁的徐先生放弃了他早已熟悉的西方语言学方向，放弃了前半生的理论成果，提出了“离经叛道”的“文字标准”，从头开始。开始开辟语言学的新道路。

《汉字语法概论》徐同强着

构建“品格”理论

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确实促进了现代汉语语言学的成长。然而，这也导致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成为西方语言理论的追随者和消费者。事实上，西方语言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现象。徐先生之前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卢树祥先生感叹“外国理论在那里翻新，我们也要效仿”。朱德喜先生呼吁“摆脱印欧观点”，而不是“把印欧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强加给中国”。 。他们都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符合汉语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在这条道路上，徐先生用他的“字本”理论树立了明确的路标。

徐先生在前半生的研究中发现，五四运动以来，汉语音韵、方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语法研究却困难重重。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词、是否有词类、是否有主语和宾语、什么是句子等，在印欧语研究中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却一直争论不休。中国研究至今难以取得突破。徐先生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由于汉语和印欧语的特点不同造成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结构单位的不同：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有限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与古汉语一脉相承。汉语音韵、方言研究之所以取得成果，是因为从高本汉、赵元任开始，他们始终把握“字”音，继承汉语传统语言学脉络，适应汉语特点。语言。从《马氏文通》开始的语法研究放弃了“词”，以印欧语系的“词”为标准去寻找汉语中不存在的“词”。当然，要找到满意的答案并不容易。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许多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先生一直致力于“品格”理论的构建，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着。 1997年，出版52万字专着《语言理论》； 2007年出版遗书《汉字语法概论》。

“字本位”理论以“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试图建立符合汉语原有文字的新的语义、句法体系。 “子”这个名字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 《正强院》中的“子”指的是发音，《子思句》中的“子”指的是意义，《白纸黑字》中的“子”指的是形状——在先生的笔下。徐先生的话，“子”是连接语法层面和音韵层面的枢纽，有明确的音韵对应单位，即音节，它是汉语符号编码的基本单位。因此，它具有母语者的心理真实性，并与书面单位相统一，形成“字”的形、声、义合二为一，成为交叉发音、语法、语义等子系统的基础。然而，这样一个对汉语体系至关重要的单位，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却从未占有一席之地。代替“字符”的是西方语言系统中的“语素”。徐先生反对用语素来代替“字”，因为印欧语的语素是从单词来分析的。研究印欧语的任务之一是确定哪些语素构成单词的形态；而汉语的“子”本身或者是一个词本身，或者存在于一个词之前，与语素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汉语的“文字”与印欧语系的单词和句子一样，是现成的、封闭的、界限清晰的，在语言共同体中具有心理现实性。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也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都具有的特征。 “子”是按照“险、峻、高、峻”、“君文、君切、君发、君极”等“1义类词群”的编码原则构建的，词与词均以语义为核心，没有印欧语的屈折变化，通过不同层次的语法化，“句子是由单词组成的”，形成的句子是基于“主题-解释”的框架，这是开放的；印欧语相反，当一个词进入一个句子，必须以“主谓”的一致关系为框架，形成的句子是封闭的，从“字”到“句”的各个层次，都体现了隐喻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自古就有“以类比象”、“以物类比”的思想，这与印欧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与徐先生大约同时期，法国汉学学者白乐三编写了一本教法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明确提出汉语教学要“遵循汉语本来面目”，以“字”为基础。 2002年，北京大学教授王若江曾撰文评论这本“字本”教材。应该是因为“字”触及了对外汉语教学长期存在的痛点，教学实践中的感受尤为直接、生动。从对外汉语教学开始，“字本位”理论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并不断延伸到许多与汉语相关的话题。字段。许多学者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能够真正揭示汉语的真实面目，找到了汉语研究的基础。一位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学者专程拜访了徐先生，认为只有“字本位”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用户“用旧字造新词的创造力，以及用文字创造新词的能力”。通过观察旧字来理解新字。” ，以及当前“知识量爆炸、英语单词数量爆炸、汉字数量不爆炸、守恒”的现象。

“字本”理论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体系，但由于创立不久，尚未成熟，很多批评和困惑也随之而来。在21世纪初的语言学会议中，“基于文字”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一些崇拜徐先生的学者在会上不愿意公开批评，但私下里却忍不住感叹：“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是可惜啊！”徐先生也会感到孤独，但对于客观的批评，他不禁感叹。他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还很认真。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刘树新先生并不认同“字本论”，并在讲课时公开批评了这一理论。徐老师听说后，特意向身边的学生刘老师询问了他所说的话。 “刘先生的批评意见必须认真考虑，因为它们对于今后理论的完善非常重要。”刘树新先生不同意“言行论”，但曾批评一位反对“言行论”的学者：“徐先生很虚心接受批评，但你连批评都做不到。”理解‘基于文字的方法’的含义。” “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徐先生曾问一位同事，他是否认识广州的一位女学者，想邀请她参加青岛的“词本”研讨会，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词本’好”。

徐先生的“字本”论，看似推翻了他前半生的观点，但实际上却与之相符。正是在多年的音韵学和方言研究中，他重新发现了“文字”。 《历史语言学》中提出的“叠加音变”实际上是“字本位”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理论似乎否定了前人的理论观点，从头开始。事实上，它接过王力、卢树祥、朱德熙等老师的接力棒，本着“摆脱印欧视角”、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的路线。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一理论似乎凸显了汉语在身份上的独特性，但它无意与西方语言学决裂，将汉语与世界语言隔离开来。相反，徐先生一方面学习西方语言学的论证精神，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从汉语的特殊性出发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探索古今汉语共同的潜在机制。基于普遍性原则，我们希望最终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现代语言学与中国传统研究的结合。用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高科技手段挖掘传统学术领域的宝藏”。

思想者的幸福

曾有人问徐先生为何愿意冒大风险弃旧创新？万一出了问题，你不担心“血本无归”吗？徐老师坦言，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语言学工作者，不需要想那么多。大概是因为问他类似问题的人太多了，徐先生在《论语言学》的序言中说道：“‘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局面必须改变，必须有人迈出第一步。 ，即使他们遭受了血淋淋的打击，我们也可以为后人做一个路标：“此路难走，路过时请小心”。高估了我们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的能力。”

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学习是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和主要乐趣。作为北大的知名教授，他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贴补家用，但大部分时间要么在学校，要么在长春园的家里。学生、同事、同龄人，只要想和他讨论学术问题，都可以轻松找到他，一边喝着他泡的浓茶一边和他讨论。

徐先生善于向老师学习。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观点与高明凯、朱德熙先生的观点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他的研究方法颇受他们的启发。高先生原本学的是哲学。他思考问题的高度高，能够把握大局，这对他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朱先生的文章并非纯理论性的，但每篇文章都有理论深度，并将理论渗透到具体情况中。在材料分析上，这也影响了他文章的风格。观点的差异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老师的感情。他认为知识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的意见”。

徐老师还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思想家。他对学生的要求不是要听话，而是要会“问问题”。王红军先生回忆，当年和徐老师一起写硕士论文时，徐老师对于很多论文和阅读报告总是只问一句话：“你看到了什么问题，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为了磨练她“提问题”的能力，徐老师给她看了自己新写的文章，并让她找出其中的错误。经过反复训练，王红军先生能够对别人的文章，特别是徐先生的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后来，王洪军先生有一个大概是从徐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笑话”：“什么是导师？导师是制造漏洞的人，学生是填补漏洞的人。”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到徐先生家里找他聊天。就是喜欢“攻击”他的理论。他从来不生气，总是微笑着伸出手说：“拿出证据来。”以至于王立嘉老师经常“鼓励”徐老师的学生：如果你想得到徐老师的认可和赞扬，你最好独立一点。 ，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如果你效仿猫或老虎，你就会被“打败”。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徐老师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幸福在于，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安稳的生活。工资足以支撑他简单的生活，学校分配的房子也让他住得安稳。他一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建设。无论追逐这个理想的过程是顺利还是坎坷，他都快乐地前行。

回顾徐先生在21世纪的语言学理论，他的远见和敏感性尤为令人钦佩。近十几年来，复杂性科学思潮对文、理、工各学科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语言学领域，起源于欧美的动态系统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已成为新一代的开创性理论。然而，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徐先生就已经对结构主义中静态的、同质的、线性的语言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关注量子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灾变论等所蕴含的科学哲学观点。理论等。对语言学的影响。他主张科学研究要改变“拆解”的方式，并引用比利时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金的话，“将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这正是当前复杂性科学趋势所要求的。 。在语言学的道路上，徐先生一直不懈地追求。他走过的路并不轻松，但他却一直享受着思想的快乐。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有争论的学术才是有活力的，否则学术就会消亡。 “人物本位”理论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但它仍然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并由权威出版社出版专着。这说明我们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徐先生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本页图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娟老师提供）

《光明日报》（2022年3月28日第11页）